时值南国秋日，95岁的“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在荣获“共和国勋章”后首次回到故乡，来到广州，作为读者代表，赴南方日报创刊70周年活动之约。
此刻，距他第一次到广州足足有63年。“变化真大！当年，城区就这么点大，现在从机场到市中心都要一小时。”黄旭华感叹老城市新活力，也感慨岁月如梭。
黄旭华曾离家乡很远。从事核潜艇研究工作要求隐姓埋名，他30年未归乡，甚至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但他的心从未远离故乡。他常说：“我是客家人，祖籍揭阳，生于汕尾，三个身份缺一不可。”
这些日子，获得崇高荣誉后收获的鲜花、掌声，让像核潜艇一样“深潜”了一辈子的黄旭华成为了“全民偶像”。
“荣誉不属于我个人，核潜艇是集体的智慧结晶，我是作为代表领奖的。”黄旭华坦言有些不适应“聚光灯”下的日子：“从水底浮到水面，有些不习惯，更喜欢隐姓埋名，当无名英雄。”
●南方日报记者 吴少敏 曹斯 姚瑶
34岁
开启“不可告人”的人生
1958年，黄旭华34岁。
当时的他，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不到十年。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命运。电话那头说让他去北京出差。他简单收拾后便从上海家中出发。
那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因核潜艇在现代战争中战略地位重要，国际上一些军事大国纷纷加强了这一新型武器的研制工作。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核潜艇研制工作立项了，他成为最早参与研制的29人之一。
南方日报：您参加的是“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工作。当时对工作的特殊性了解吗？
黄旭华：进入这个领域就不能出去，干一辈子，犯了错误也不能出去。你一出去就把国家机密带出去了，犯了错误留在这打扫卫生。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研制核潜艇以后，就得开启“不可告人”的人生了。其实，我倒觉得很适应，因为上大学时我就已经开启“不可告人”的地下党人生了。
国家需要我，我就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
南方日报：那个时候，您对核潜艇有概念吗？
黄旭华：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核潜艇和常规潜艇有着根本区别。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对内部结构更是一无所知，只能在浩瀚无边的报刊杂志里面寻找各国保密控制很严的核潜艇资料。我们把零零碎碎的资料凑起来，经过分析、整理，最终汇总成核潜艇的总体布局。但是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信，我们也没底。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外交官从境外带来美国“鹦鹉螺号”和“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我们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发现和搜集到的资料基本上一样，大大增加了信心。
南方日报：可那毕竟是模型。而且，当时的研究条件也很有限。
黄旭华：没有条件我们就创造条件。在设计上，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我们就用算盘，每一组数字都由两到三组人算，结果相同才能通过。
在建造方面，核潜艇牵涉到五万多个台件、几千米长度的管道电缆、一千多吨的钢材，要保证重量重心在最好的位置上非常困难。我们在船台的入口处放了一个磅秤，凡是拿进船台的物件都要过秤，所有的重量必须跟计算的一样，重心不一样马上调整，可以说是“斤斤计较”。
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鱼雷攻击核潜艇“401”艇下水。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我们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可谓呕心沥血苦干惊天动地事，默默无闻甘做隐姓埋名人。
62岁
隐姓埋名30年后再归家
1986年，黄旭华62岁。
借着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出差的机会，他终于回到老家汕尾海丰，见到93岁的母亲。此时，距他上一次回到故乡已有30年。时光悄然流逝，年逾花甲的他两鬓染霜。
核潜艇研制是国家最高机密。他一直隐姓埋名，就连父亲去世时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也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他离国家秘密很近，离家却很远，浓浓的思乡之情始终在心中萦绕。
他说，对家不是没感情，然而，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南方日报：30年不回家，亲人有抱怨吗？
黄旭华：小时候受到战争影响，十几岁就离开广东去了桂林、重庆、上海求学，直到1948年才回家。其间，我曾在甘蔗地里上课，看到日军的飞机在头顶盘旋。我问老师，为什么国家那么大却放不下一张小书桌。老师说，因为中国穷，落后就要挨打。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本来志愿学医的我，下决心转而学习航空或者造船专业。
1956年回家时，母亲就对我说，解放前因为战争总回不去，现在解放了，希望我常回家看看，我满口答应。但没想到后来为了工作，我整整30年没有回家。
亲人们多有怨言。弟弟妹妹们都说，三哥大学毕业了就忘了家，忘了养育他的父母。我母亲再三说，你们三哥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整整30年，她也难免有不理解。
南方日报：还记得再次见到母亲时的场景吗？
黄旭华：当时，我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出差，车子把我送到了海丰老家，结果母亲不在家。我问了才知道，二哥去世后，家人把母亲接到弟弟家，我连忙赶到肇庆。母亲和我逛了七星岩。她也没问我这几十年在干什么，只拉着我的手聊小时候的往事。
南方日报：听说，母亲是从一篇报告文学中了解到您从事的工作的。
黄旭华：1987年，《文汇月刊》登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赫赫而无名的人生》。上面没有我的名字，但有我妻子李世英的名字。我把这本杂志寄回家后，家人才知道我是搞核潜艇的。
母亲知道后感觉到自豪。她把子孙们叫来，说了一句，“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理解”和“谅解”传到了我的耳朵，我哭了。我对不起他们，我没有当好儿子，也没有当好丈夫，也没有当好父亲，核潜艇就是我的一切。不能说我对家没有感情，我欠了我的父母、爱人、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坚持？我讲了一句话：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个一直在我心里面。
南方日报：您有个习惯，天冷时会戴着母亲用过的围巾。
黄旭华：母亲去世时有几件遗物，我挑了一条旧围巾。每年冬天，我都会戴母亲的围巾，感觉围了这条围巾母亲就一直跟我在一道，我真的非常想念我的母亲。
64岁
冒生命危险深潜“探龙宫”
1988年，黄旭华64岁。
当年4月，我国进行核潜艇首次极限深潜试验。它如黑色巨鲸，慢慢下潜。钢板承受巨大水压，发出“咔咔”响声，每一秒都惊心动魄。
黄旭华在艇上“坐镇”，成为全世界第一位参与极限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
深潜前，参试人员心情忐忑，唱起了《血染的风采》，有人甚至给家人写下了遗书。这种氛围与美国的一次核潜艇极限深潜航试验有关：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进行极限深潜航试验时，因事故沉没，艇上129人无一生还。
南方日报：为什么要亲身参与极限深潜？不怕危险吗？
黄旭华：生命诚可贵，谁都有怕的时候。做这样的决定不是一时“鲁莽”，而是把生命置之度外的选择。像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也从来没考虑个人生命，只考虑到国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是总设计师，不仅要为这条艇负责，更要为艇上100多个试验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因为在极限深度，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的压力是1吨多，100多米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当然，我绝对不是逞英雄好汉，而是对自己研发的核潜艇有足够的信心，但也有一定担心，就是要亲眼看看行不行，有哪一些超出我的知识范围，有哪一些是还没认识到的潜在危险。
南方日报：安全上浮后，心情如何？
黄旭华：当深度仪的指针指向了极限深度时，艇长说，各个岗位严格地把周边的情况好好检查一下，没有问题便开始上浮。我们一直上浮到100米这个安全深度，突然，全船人骚动起来，跳跃、握手、拥抱，有些同志都哭了，大家非常激动。
艇上的快报要我提几个字，我又不是诗人，不会写诗，但这样的氛围让我激动得有了灵感，拿笔写下：“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这几个字是我从事核潜艇事业的真实写照。痴，指的是我痴迷于核潜艇事业，无怨无悔；乐，说的是我乐在其中。
95岁
勋章获得者甘当“啦啦队”
2019年，黄旭华95岁。
9月29日，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他荣获“共和国勋章”的崇高荣誉。聚光灯下，他笑言“从水底浮到水面，有些不适应”，更爱当无名英雄。
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如今，他仍然每天坚持到办公室工作，为年轻一代答疑解惑、助威鼓劲……
南方日报：您获“共和国勋章”喜讯传到家乡时，家乡人民都为您的事迹感动。您怎么看待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黄旭华：“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的最高荣誉，是国家授予那些为国、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有巨大功勋的杰出人士。我是从事核潜艇工作的，能够获得“共和国勋章”，我深感荣幸。但这个荣誉是属于集体的，我仅仅是作为一个代表来领受这个荣誉而已。核潜艇是核反应堆、导弹和潜艇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技术非常复杂，这个工作牵涉到我们国家26个省市自治区，2000多个工厂、研究所、院校，是一个全国大力协同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南方日报：“深潜”一辈子的您如今可是全民偶像了。
黄旭华：哈哈，从水底浮到水面，有些不适应。我60年前就下定决心了，要当一辈子无名英雄，还是隐姓埋名更适合。现在我明显感到时间不够用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沉下心来完成。
南方日报：每天忙什么呢？
黄旭华：我虽然已经退出一线，但责任并没有完。世界上的技术竞争非常激烈，其中最严峻的竞争表现在国防科技领域，我们任重而道远。年纪大了，人家让我不要去上班了，但我还要给年轻一代当啦啦队长，给他们鼓劲。我正在把几十年的资料整理出来，可困难还不小，因为很多字看不清了。我打算花两年左右时间完成，以后大家有用就用起来，毕竟是几十年的心血。
我每天还打太极拳。以前腿脚好，每天早上起来打，现在每天下午4点午睡起来打30到45分钟，晚上10点半准时睡觉。人的精神状态最重要，要随遇而安，遇事不怒，不攀比，想开点。工作上技术上要永不知足，但生活上要知足常乐。年纪大了以后，琴棋书画都可以试试，自得其乐，要做一个“老来俏”的人，哈哈。
南方日报：想对年轻人说点什么？
黄旭华：当年搞核潜艇时有四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听起来比较土气，但这是真正的财富。正因为如此，我这辈子才没有虚度。我的一生属于核潜艇、属于祖国，我无怨无悔。如果还让我选，我还愿意从事核潜艇研究工作。
南方日报：这些年，您不时回家乡。感觉如何？
黄旭华：确实回广东比以前多了，但父母亲不在了，每次都有些伤感。我的家乡在汕尾海丰田墘镇，小时候生活贫穷，三餐只能吃番薯。上一回回去，他们给我找了番薯吃，真好吃。我已经不怎么会说家乡话了，但我是客家人，祖籍揭阳，生于汕尾，三个身份缺一不可。
家乡的变化让我感触。小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小学，我们还常因战争中断学业，现在听说有好多学校，还要建本科大学。关注祖国的未来，就要关注教育，我感到高兴。
■记者手记
黄旭华三次湿了眼眶
一个多小时的访谈里，黄旭华聊起核潜艇从无到有，家乡由远及近，科研中永不知足和生活里知足常乐。最令我们动容的是，他三次湿了眼眶。
第一次为雄心壮志。当年一穷二白起步研制核潜艇，成千上万的科研工作者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凭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决心，齐心协力，结果不到10年就搞出来了。
第二次为故土情深。隐姓埋名30年后，黄旭华再见93岁的母亲时已年逾花甲。至今他心中始终“深潜”着对已故母亲的思念，每年冬天戴着母亲留下的遗物围巾。
第三次为时光易逝。95岁的黄旭华仍将时间毫无保留给了毕生钟爱的核潜艇，计划用一两年时间，把几十年积累的研究资料尽快整理出来，把“心血”留给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