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酒馆》杀青之际，陈宝国还没缓过劲来，他眼眶红润，脸上挂着角色的沧桑感，似乎还沉浸在角色里，弄得旁人都不忍打搅他。
这么多年来，要想采访到这位“神级”演员太难了。角色之外的他，不苟言笑，不跑通告、不走穴，除了有作品要播出时能看到他偶尔露面，陈宝国几乎不接受采访。
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他只用角色说话，一个演员一辈子有一两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就不错了，显然这件事在陈宝国这已经超数了。如果没有出彩的剧本他宁可不接，但每一次他的出现就代表着一部精品即将面世。
即使无数荣誉加身，是大众公认的好演员，陈宝国却始终觉得自己在表演上仍有很多不入流的地方，即使所有人把他演绎的经典翻过去倒过来地揣摩，他却追着偶尔在电视机上重播的片段挑刺，“一定得挑刺啊，不这样，你就在退步。”
他时常叮嘱自己“要清醒、别放松、别膨胀”，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地演：“时代再怎么发展、再怎么多元，观众还是要看戏的，他们要看好戏。不一定我的每部戏都好看，但要稳稳当当拍戏和做人，我一直在照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知道，演好戏给观众看，就永远不会过时。”
工作指南，不请假不休息不迟到
陈宝国不多产，但总有经典作品傍身。问他对如今流行的微博、微信这类新潮事物是否感兴趣，他摇摇头，“不排斥，但也不太会用”。他说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去学习这些，“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戏上，都在对角色进行揣摩。我知道时代不一样了，人们对生活的选择方式比我们那个时候多得多。”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但我好像还是在遵循着入行时的‘工作指南’和‘生活轨迹’，就算老旧，也挺好的，一生能和戏剧结伴，何等幸运，何等荣幸。”
而说起他的“工作指南”，简单明了——不休息一天，不敢请一次假，不敢迟一次到。一部戏120天拍摄周期，陈宝国平均每天要拍10场戏。开拍之前，他通常一个人待在房间，关上门，谁也不会去打扰他。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老酒馆》导演刘江和陈宝国是首次合作，开拍之前两人就约好了“一个字不改”，剧本怎么写就怎么演，最大程度保留戏韵。而陈宝国走戏从不拿剧本，说来就来，也让秦海璐、程煜等对手戏演员“坐不住”，他们当即决定自己也不拿了，几个人现场就飙起了戏。编剧高满堂和刘江在一旁嗑着瓜子，看得直乐，似乎这种创作者之间为彼此撑起来的幸福感，已经好久不曾有过了。
《老酒馆》最后一场戏台本有1.5页，陈宝国一气呵成。“拍完一场戏是很累的，我天天都在吃药，角色的情绪让我非常压抑，但就觉得挺难得的，这是三辈人修来的福分，值得。”
逢八遇好戏，《老酒馆》正逢其时
陈宝国口中所说的福分，是指他遇上的一个个经典角色。他感叹着自己“逢八就遇好戏”，1998年拍的《大宅门》，2008年是《茶馆》，2018年则是《老酒馆》。
而从2011年的《钢铁年代》结缘，到这部《老酒馆》，已是陈宝国和高满堂的第六次合作，但后者依旧会被眼前这个演员打动。“戏剧的功能不就是要打动观剧者吗？演了这么多年戏，如果再打动不了人，就是我自己没有做到，就不是合格的考卷。”
《老酒馆》中所有外景都是硬马硬桥地实拍，一集半的深山戏，剧组被拉到关东山中拍摄，陈宝国背着马褂，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投入到角色中，在高满堂看来“这是一种愉悦的体验”。
陈宝国则用“三生有幸”形容二人的关系，能在对方身上学到何为戏剧，何为人生，“作为贯穿高满堂‘老字三部曲’(《老农民》《老中医》《老酒馆》)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时代背景、个性都不同，但他们身上反映出的中国男儿的精气神是一脉相承的。他(高满堂)酝酿了几十年，我拍了七八年，这些人都是传奇，有传奇，就有好故事。”
能够饰演《老酒馆》中的陈怀海，在陈宝国看来更是“正逢其时”，“《老酒馆》高满堂给我讲了若干年，到后来变成6万字的故事大纲，”这个角色厚重、硬气、有人情味。“演员到一定岁数，就要演这个岁数的戏。”
只要没丢命，为角色做什么都值得
说到陈宝国的演艺成就，还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那时眉目清秀的他是个另类，1982年的电视荧屏上，要说风靡人物，《赤橙黄绿青蓝紫》里穿着牛仔裤，又帅又痞的刘思佳算得上一号。在这个讲述经历动荡十年的青年钢铁工人如何走出迷茫的故事中，陈宝国饰演了中国电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的叛逆青年。
这个角色让他拿下了首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当时的奖杯，虽然不像现如今这么精致漂亮，足足有8斤重，可对他来说分量却远不止如此。“到第二次再得这个奖整整过去了20年，那时就觉得人生如梦，如果有好戏我想天天演，但馅饼不可能总是掉在我身上。”
1986年，陈宝国在电影《神鞭》中饰演天津混混玻璃花，在那个没有美瞳和特效的年代，他硬是把打磨后的玻璃片往眼睛里放，导致视力急剧下降，差点把他磨瞎。无论什么时候，陈宝国提起这件事情都从未后悔当初的行为，只要没要他的命，他认为能成就一个人物都是值得的。
而自《武则天》播出后，也开启了他演绎帝王的表演之路。从《汉武大帝》中至阳至刚的刘彻到《大明王朝1566》中至阴至柔的嘉靖皇帝，从隐忍坚毅的越王勾践到看似神神叨叨实则什么都掌控在手的嘉靖帝，每个帝王既不重复，也不会让外界感到同质化。出演《越王勾践》时，剧中有场戏是吴王赐他去拉马车，他在马的前面跑，后面还有一辆马车，人的两条腿怎么可能跑得过马的四条腿，结果马从他身上踏过，马车也从他的身上轧过去，有一瞬间现场所有人都以为“这人没了”，“真正有情况那一瞬间，人是空白的，但有下意识的要去躲，躲来躲去居然大难不死，我就觉得是上天要留我。”不过，就算在影视作品中演了这么多的帝王形象，对陈宝国来说依然有压力，“因为我怕分不出来。其实找我的帝王角色不止这些，如果都接了肯定得有现在的一倍之多。任何一个类型的人物都有共性，而艺术能感染人的是个性。”
演了几十年仍“不入流”
如果非把陈宝国的演艺生涯划分为上下半场的话，《大宅门》里那个天马行空、个性张扬的白景琦就是分水岭。“这个本子，几乎是郭宝昌的家史，是他的生命，也是寄予深厚情感的故事。”原来，当年在白景琦的人选中陈宝国并不是最有名气的。郭宝昌在和他聊了一个礼拜后，最终选定他，只是因为合适，并直夸陈宝国的表演“神了”，和他脑子里想象的、写出来的白景琦一模一样。
遇到喜欢的角色，陈宝国总是沉浸在忘我的境界里，他有两大“不敢”，除了不敢休息，还有就是不敢说。拍《茶馆》时，他白天拍戏，晚上去城里挂急诊，最高烧到39℃。有人问他，怎么不和剧组说说歇几天？他调侃道“不敢说，这角色我太喜欢了，怕剧组把我换掉。”拍电视剧《湄公河大案》时，因为水土不服身体不适，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让他根本不敢入眠，“那部戏特别赶，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少，今天拍完了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要抓紧一切时间准备啊。”
在这个流量明星横行的时代，陈宝国依然保持着自己作为演员的专业与责任感，被无数后辈称为“演技教科书”。
每次听到这种评价，他都很害怕，急忙摆摆手，“我没有那种天才劲儿，也不是那么聪明的人。功课肯定得做，演了几十年戏，就表演来说我也有很多不入流的地方，这是一门艺术，挺深奥的，如果你潜心实践去琢磨揣摩，几十年也就这样，很快就过去了。”说到这，他的眼中似乎有一种坚定：“是电视剧这个平台给了我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我很爱这个行业，也很爱表演。讲再多都没用，拿出一个好角色、一部好戏奉献给观众，那样人生可能就有一点点意义了。”
1
能否讲讲你名字背后的故事？
陈宝国：哎哟，我也搞不清楚，得问我父亲，是排序呢还是按辈分来起的。但我的“宝”是宝贝的“宝”，“国”是国家的“国”，那时候我还没啥名气，很多人把我写成了保卫的保，我说那也挺好，保家卫国嘛。(那有人叫你国宝吗？)叫我国宝就都是拿我开玩笑，平时他们拿我打岔都这么叫(笑)。
2
这些年，在你所处的行业里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
陈宝国：行业变化有多大我无法形容。我拍的第一部电视剧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共三集拍了八个月，每天要从卡车里把胶片、体型庞大的录音带，箱子那么大的设备搬到现场，拍一分钟都特别难，如今我再也没遇到过此情此景。我刚入行时全国只有三部电视剧，现在一年有多少部？电视剧有个“剧”字，蕴含了喜剧、戏剧在里面，这是个新兴艺术门类。它给了我很多恩赐，我也和它一起成长，我是见证者，也是受益者。
3
哪一个文艺作品对你影响最深？
陈宝国：我是个演员，还是我演的戏吧。虽然我从没有意地、完整地看过自己演的作品，除非有时打开电视机(正好放到那)看两眼。就觉得人生几十年很快，机会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其实不是哪部作品触动了我，而是自己作为从事这个行业的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要感恩，感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感恩这个行业和同行对自己的帮助和提携。
4
有没有一个人在你遇到挫折时鼓励你，或是被你视为能在这个行业里坚持走下去的标杆人物？
陈宝国：一个人一生中能遇到贵人是幸运的，我的艺术生涯里有很多贵人。上学时遇到了非常好的师长，他们教我如何演戏，何为人生，这些道理当时有些明白有些不明白，靠实践逐渐入门。入行后又遇到很多贵人，比如《大宅门》导演郭宝昌，他把自己写了四十年的作品交给我，他说“爷们，就你了”，就像把他的生命托付给了我；再比如这几年拍的“三老”，高满堂先生也是我的贵人，他给了我很多我想要的、想演的角色，这就是我的运气。人永远不能忘感恩，一个傻小子要成一份事业很不容易，没有这些人托着你，你能有今天吗？没有。
5
作为前辈，能否给正处于这个行业的年轻人一些建议或忠告？
陈宝国：演员演戏，真实自然是起码要求，如果你真实都达不到，吃这碗饭就有点勉强。我当演员当了几十年，但表演的事到现在还有好多搞不清楚，这个行业看似门槛不太高，实际上真能做成一个演员太难。这么多年，我很执着任性的一点是，别人当着你面说的夸奖都不能太当真，做演员做到最后，同行们在背地里真觉得你演得不错，那才真的很难得，值了。对于我来讲戏比天大，戏比命大，有这个运气，就要好好珍惜，不要辜负那么多人的期望，踏踏实实演戏、踏踏实实做人，几十年来就是这样。
采写/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摄影/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